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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取前述的法国标准，则这些事项显然已经属于宪法明定禁止试点的范围。

当然，如果从《依法治国决定》以及之后跟进的中央和地方近150份文件的文字内容看，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似乎并不直接指向宪制改革，因为这里所谓的法基本是次宪法层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因为此项改革的内容是选择三个地区进行试点，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

当下的并不只是当下，未来的也不只在未来，当下正在决定未来。那么，宪法改革与宪法修改的确不是截然两分的。监察体制改革为整合反腐力量而推行，但不能以牺牲人权和基本权利为代价。鉴于该特殊规范在宪法典文本中的缺位，是否有可能在前述宪法变动/宪法变迁理论引领之下，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政法实践中挖掘可供承认的规范呢?这就不得不首先简单回溯一个重大共识———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的形成史，因为该共识至少通过执政高层的宣告，结束了一个改革试验无规范可循的时代。一个是改革突破论，即只要改革迫切需要，突破宪法是可以接受的。

3. 《监察试点决定》虽然也是授权部分地方进行改革试点，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但其所涉改革内容在宪制上的重要性程度，是任何此前的授权改革所无法比拟的，故不能因为只是在部分地方试行，就可以让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不是全国人大作出决定。当然，也有论者提出：随着‘常委会授权决定的通过实施，本应收束于全国人大亲自作出授权决定的改革试点预备阶段提前结束。宪法学对此已有诸多讨论。

当然，该观点也同意，宪法中关于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规定和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是整个宪法制度构建的核心所在……任何制度突破，都不能违背，否则就是‘违宪，而非‘良性违宪或者‘宪法变通。(2)授权进行法律未予规定的创制试点。这一改革，已非自1988年以来经历六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可比。三是不适应改革要求的立法，应当及时修改或废止。

在没有其他机构(如制宪会议、全民公投)行使制宪权或修宪权的情况下，监察体制改革虽然牵扯深广，但对其进行试验的授权决定者，应该非全国人大莫属。事后确认论虽然揭示了一个规律性的、在保护宪法相对稳定性价值上是可取的事实，也对宪制改革试验提出了不可突破之底线，但其还是无法解决从改革试验启动到事后宪法修改确认这一段裂痕期的合宪性规范问题。

更进一步，中国正在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执政党已经表示将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决心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宪制改革试验，无论在宪法文本上还是近五年的政法惯例之中，皆没有规范支持。但是，本文以为，在改革与法治、宪治紧张关系命题上，作为一个重大共识的于法有据论只是初步形成，于法有据的法理尚待生长、展开和成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于是，这一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所发布的决定，意味着在试点地区已经提出了一个改变原来国家机构宪法安排的重大方案。第三，重大政治改革要以宪法为依据，不能以全国人大常委会近年来作出的授权决定的领域和范围为依据。一则，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毫无疑问是一项重大政治改革，但如此定义(de-fine)尚不足以明确其所具有的宪法意义，尚不足以界分通过宪法的重大政治改革和通过法律的重大政治改革，而已有的宪法学概念也不足以特别指向此类具有试验、试点性质的改革。五、全国人大可以授权什么? 针对以上分析论证，或许有质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制改革试验授权，既没有宪法典文本依据也没有政法惯例支持，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全国人大就一定可以进行此类授权。

全国人大可以授权宪制改革试验，但并不是没有底线的。迄今为止的实践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2015年对《立法法》的修正，体现了于法有据论的影响。

这也就意味着，监察委员会在获得授权可以采取前文所揭多项履职措施的同时，必须依法行使权力，若违法，就必须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纠错和责任追究。一般理解，对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的部分补充和修改，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自定法律的修改，其效力是全国范围内的，与法律部分规定在部分地方停止效力而不及于未授权地方，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当时，法治的意识还只是初步萌芽，长期以来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并非朝夕之间可以发生巨变的。它与德国公法学者拉班德1895年的《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变迁》、耶利内克1906年的《宪法修改与宪法变迁》有着脉络上的传承。这一史无前例的郑重宣告，宣布了执政党在改革与法治关系上的鲜明立场：改革必须服从法治的要求，在价值序列上改革位于法治之后。《立法法》(2015)规定改革试点的授权主体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只是目前尚未出现全国人大授权的事例。但该认识在我国并非主流。在试点地区的国家机构结构将形成一府一委两院的格局。

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由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三、从改革突破到于法有据 必须承认，《宪法》并未对宪制改革试验作出明文规定，也就无法从文本中一目了然地得出哪个机构、通过什么程序和形式、在什么范围内可以决定或授权实施什么样的宪制改革试验。

因此，此类授权实践无必然违宪之虞。将监察体制试点改革归入宪法变迁范畴，一则不能明晰其属于哪一种变迁形式，二则可能还为时尚早。

因此，鉴于宪制改革试验并非宪法修改，故不能简单以修宪权归属判断授权权限的归属。《立法法》(2015) 第1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

第五种是特定城市，包括第3项决定、第4项决定、第13项决定和第17项决定。如果采取前述的法国标准，则这些事项显然已经属于宪法明定禁止试点的范围。摘要: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应当遵循比例原则，防止对法治的常规性造成颠覆性例外。社会地理因素包括城市化程度（即城乡差别）、经济发展状况、民族分布状况、地方文化特点等，其与试点机制或措施存在相关性，应视试点机制或措施的内容通过科学分析和评估进行合理取舍，具体表现为试点区域选择的代表性、可行性、对比性和均衡性。

平等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构成性原则，更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性质上讲，授权决定是一种高度自由裁量的法律行为，其本身并无可以适用的具体规则，裁量的空间和幅度甚至堪比立法。

[13]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延期是否存在次数限制，以及延期是否应当附条件？第11项决定和第13项决定仅印证了延期的可行性，但能否允许延期两次及两次以上，现有实践没有呈现。这主要表现为：（1）地方改革试点会减损法制统一性。

第一类是特别规定了应作中期报告，包括第3项、第7项、第8项、第10项、第13项和第15项。[14] （二）报告义务与效果评估义务 在报告义务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按照程度由强到弱可以分为4种类型。

第四种是省级行政区域的特定地域，包括第2项和第5项，二者所涉省级行政区域的数量与类型分别是1个直辖市（占3.23％）、2个直辖市和2个省（占12.9％）。通常是直辖市和省（有时亦含自治区）的组合，其所及范围依次为13个、10个和3个省级行政区域，在31个省级行政区域中分别占41.94％、32.26％和9.68％。[7]明确的条件和目的是为了有效防止试点措施的滥用，时限的要求是为了防止试点措施固化为长期的特权，而有效的效果评估是为了充分发挥试点的试错和经验积累功能。第15项：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在京中央机关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有关规定的决定。

[5]（2）特定领域或类型的试点虽然冲击法制统一、平等原则，但不会对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因此属于允许试点的范围。其中，第14项和第15项是对军官、公务员等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与职务相关的任职保障。

在地方改革试点制度较为发达的法国，正是通过比例原则来对地方试点进行全方位控制的。第13项：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

第11项：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试行期届满后有关问题的决定。第7项：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推进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